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梁晨教授在《中國社會科學》2024年第6期發(fā)表《社會轉型與中國近代女大學生的教育樣態(tài)》一文。該文以檔案中的學生個人信息為基礎，綜合官方統計數據和其他相關文獻，采用定性與定量、歷時比較與跨文化共時比較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力圖量化呈現中國近代女大學生受教形式、規(guī)模占比、社會來源和專業(yè)偏好等方面的群體特征并探討其學術意義。
五四運動以前，中國高校多是男女分設辦學，不開展混合教育，史稱 “女禁”。五四以后，“女禁”被逐步打破，男女同校在中國的大學中被迅速推廣，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得到實質性拓展。1932年國民政府教育部登記注冊的41所大學中只有3所未實現男女同校，1947年所有注冊大學均實現男女同校。推行男女同校的中國大學沒有單獨的女性入學配額、單獨的女子學院、校園、師資或課程與專業(yè)。各校在入學考試和申請上也沒有區(qū)別對待男女生，所有學生均按考試成績錄取并接受相同教育。美國雖自南北戰(zhàn)爭后，男女同校的院校就開始出現，大學女性比例也穩(wěn)步上升，但強調“性別區(qū)隔”的男校、女校依然是高等教育的主流，很多還是極受推崇的頂尖學校。包括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布朗大學在內的東部名校，長期不采用男女同校的教育模式，而是實行所謂女子合作學院方式，將女生招收在特定的專門學院中進行教育并由此形成了多所著名的女子學院。英國和法國也有類似情況。日本男女同校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875年，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男女同校也只在公立大學有限推行，甚至1996年之前，多數日本女生就讀于兩年制短期大學而不是四年制大學。
男女同校在中國的迅速傳播，帶來了女大學生規(guī)模的提升。1932年全國立案院校中女生占比12%左右，1940年提升到20%并一直延續(xù)到抗戰(zhàn)結束后?？箲?zhàn)爆發(fā)對女性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存在影響。抗戰(zhàn)前，女生在所有高校中的比例在10%左右，多數學校在10-15%之間；抗戰(zhàn)爆發(fā)后，占比達到了近20%。一些專業(yè)院校，如北大醫(yī)學院女生幾乎占到一半。同時，中國女大學生的比例不僅遠超多數亞洲國家，甚至能與一些歐洲國家一較長短：中國高等教育中的女性占比高于西班牙，與20世紀30年代以后的德國也不相上下。當然，只有到新中國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開放后，女大學生的占比才得到了根本性提升。
與不算落后的性別比和較為寬松的校園環(huán)境不同，中國近代女大學生在地理和社會兩個最重要的來源維度上都體現出高于男生的要求，女性進入高等教育的實際門檻非常高。數據分析表明，大學生的地理來源以大都市和東南等地區(qū)為重，且無論是籍貫還是家庭住址，女生的這種地理集中程度都更高。女性通過高等教育形成地域流動的機率要低于男性。地域來源差異的背后是不同地區(qū)社會和不同職業(yè)家庭對女子教育態(tài)度的不同。無論從家庭經濟條件還是接受程度來說，城市家庭，尤其是大都市中上層家庭，特別是從事公務員、專業(yè)技術工作的家長們更愿意給女孩提供教育；廣大農村和小城鎮(zhèn)家庭，即便是有一定經濟能力的地主家庭，對給予女孩教育的熱情也較匱乏。來自農民家庭的男女生比例差距尤其大——上海和其他地區(qū)分別有5%和20%的男生來自農民家庭，女生比例只有1%和5%。新中國成立后，不同職業(yè)或階層不同性別子女進入大學的機會才被進一步拉平。
近代女大學生在學校和學科專業(yè)等的選擇上也體現出特定偏好。就學校而言，女生似乎更青睞教會大學，而不是國立大學。有條件的家長更愿意送女兒進教會學校，特別是女子教會大學，哪怕明知這些大學相對于國立大學辦學規(guī)模更小，師資實力有限也在所不惜。就專業(yè)而言，大學專業(yè)一般不限制學生性別，女生選擇農、商和理三科的比例也與男生接近，唯有選擇工科的女生很少——36％男生選擇工科，女生則只有8％，差異超過4倍。
總體而言，近代社會轉型不僅使得中國女性開始進入大學，且擁有一定的學業(yè)和職業(yè)選擇空間，但家庭和社會的束縛同樣無處不在。近代中國女性獲得教育并進入職場，被視為西方思潮影響下的反傳統運動。但在顛覆傳統之外，中國女性在教育與職業(yè)獲得的很多層面上并不同于所效法的西方國家。
該文在研究方法上有三個特點：一是構建大規(guī)模個人層面微觀數據庫，開展量化歷史研究。研究依靠的核心數據涵蓋民國時期34所?？埔陨蠈W校136220名學生共165981條個人信息。這些信息主要采集自各校檔案中的學籍卡等檔案資料。二是強調比較研究，特別是國際比較，為準確理解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相關問題提供更為準確的參照和定位。三是從數據庫建設到研究寫作，是國際和跨學科學術合作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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